“长征工程 — 延川县剪纸大普查”— 一个个案

场合：2004 台北双年展学术研讨会
时间：2004年10月23日
地点：台北美术馆
发言人：卢杰

昨天下午的讨论很有意思，我要提出个问题，“你在乎现实吗?”的问题在艺术双年展的现场被提出来的时候，我们还需要紧接着问“你在乎当代艺术吗”，这个问题只供思考，不必回答，但是，需要回答的是，在座这么多人一直在谈论的“当代艺术”，是不是同一个“当代艺术”?

这是一个长征问题。是长征许多出发点的一个。“长征–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从策划\实施到现在已经五年，它还将无休止地进行下去。长征是一个隐喻。它是一个历程，一次运动，一次国际性的合作，一个综合艺术工程。参与者几乎包括了中国大所数的活跃的艺术家，但也包括海外的长征者。他们中有艺术家、理论家和其它的艺术工作者，也包括非艺术领域的人们和机构，包括地方政府。这次活动基本上是沿着1934-1936年改变中国历史的共产党红军走过的6000英里征途，以历史上的长征作为地理和理论框架，在策展计划中十三个省二十个站点设定的主题也对应历史上的长征的宏大叙述，当现代性与传统的碰撞产生的革命实践无法在中心和都市，在精英集团和个人中进行时，知识分子把自己的媒介作用放到社会的根部，在广阔的农村和边缘地区，去寻求建立一个替代社会的可能;寻求乌托邦之路；把失败变为成功的浪漫理想；民众、领袖和战士共同去建立一个新型的民主社会；在运动、行走中知识分子和民众的联合，将外来的理论和策略融入本地的现实之中，而最终奠定现代中国的崭新而强大的基石。那个长征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它在今天被简单阐述为浪漫和英雄主义的军事行动，但它是中国民族独立运动的大叙事的基础，现代性的关键。它所涉及的反殖民\女性主义\民族与移民\社会结构革命和资源再分配\民主的另类解释\个人与集体\先锋主义和精英主义\身体与意识形态的界限等，在今天中国和国际的艺术和文化现场里还是主要的战场。

我们的新长征旨在通过在全球化语境里越来越显眼的“中国”这个现场/平台来探求当代艺术。从准备到实施至今已经五年的这个活动，涉及了无数的民间艺术家和几百位的国际/中国艺术家的参与，许多艺术项目都是在行程中当场完成的，同时也在现场以学习班、研讨会\小区改造计划等其它的长征方式完成，这些特殊方式包括无具名、集体创作，和我们称为长征装置的非艺术行为及长征事件。参与者和民众一起，把当地的资源/记忆/问题融入了一个当代艺术的国际语境，同样也极有意义地把国际语境带入了当地的情境之中。这场活动在中国艺术发展的关键时刻为其带来了新的活力，同时质疑以中心与边缘，地理与种族概念分化而又被体制化和权力化的当代艺术体制。长征的宗旨不是反体制，而是通过长期艰巨而具体有力的工作，建立新的体制–具体说，经过五年的努力，长征已经发展成一个在国际和中国拥有基金会/独立艺术空间/小型美术馆/策展机构/出版/驻地创作等的集中创造\展览\理论\纪录\演示\交流\消费\生产的艺术经济体，既是独立的又带有明显的合作性。它在建构话语空间和物质空间，它在国际独立的艺术项目，美术馆，双年展，教学，研讨会中反复出现，它在北京建立中国最强有力的艺术实践和话语的空间，它从未停止在6000英里的长征路上的公共空间里的征途。

长征最新的项目就是这次同时参加上海和台北双年展的“延川县剪纸大普查”。延川县位于中国西北极其贫困的延安市东北部。全县总人口18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4。4万人，总面积1941平方公里。由“长征”艺术活动在陕西省延安地区延川县政府的配合下，组织文化干部和艺术骨干和农民志愿者，用半年时间，家访每一个家庭，在全县18万人口中做最全面的普查，用每个人的剪纸采样(每个人剪自己最熟悉喜爱的作品)和个人照片、口述或笔录简历所呈现的文化、经济面貌，以及这个文化工程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影视纪录片、录音、文献、图片等，形成一个视觉和文本的档案库。普查出来的一万五千零六个剪纸作者的材料中，既可以看出40年代共产主义革命的大时代政治气息影响，或带有此后五、六、七十年代的社会总动员，政治与艺术的互动中受专业美术如学院木刻版画等的影响，也明显呈现八十年代至今受去采风的专业艺术家的影响和当下受旅游和商业市场的影响而产生的不同语言风格和题材。这个15006份的文献记录，代表着近百分之二十的人口还在剪纸这么一个数字(剪纸基本上不涉及男性，15006人约占被普查到的全县女性的百分之二十)，但同时，它还以剪纸为材料，展开了一个当代艺术史。普查的结果可以是视觉展示的宏篇巨构，也可以是从学术研究到文化策略的工作材料。 

“延川县剪纸大普查”是一个社会工程，它发动当代艺术家和基层文化、美术干部再次下乡，以艺术的方式结合社会学的方法，对全县人民进行一次剪纸大普查，其结果是对当前民间艺术状态的采样分析的大型视觉展示，“延川县剪纸大普查”同时也是一件艺术作品，它的作者既是长征基金会和延川县人民政府，同时也是被普查到的一万五千多剪纸作者，也包括全县近17万被普查到的非剪纸作者，在这个工作中，每个个人都是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同时个人和集体永远是存在又互相依存，不可分的。而当地方政府成为作者时，这个项目既是艺术作品，同时又成为社会文化工程。所有这些复杂的关于作者的因素，是长征一直在思考和实践的一部分。

这个大普查是一个PERFORMANCE，它以社会文本和社会雕塑的形式出现-隐性政治通过普查的动作现影。它依赖于和政府的合作，普查了政府的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和它们的文化策略和现实，它呈现了技术的权力现场和艺术的权力现场，是艺术家队伍和政府不断斗争、合作的结果；它呈现了社会阶层和意识形态出发点完全不同的80个普查队员对普查、剪纸、艺术的理解和利益关系，它的主动权还在于被普查到的十几万人对纪录和被记录、收藏和被收藏的理解。经常有民众以为这么大型的调查和纪录活动肯定是计划生育的调查，艺术只是个手段。也有许多村民走了几十里地来要求参加这个普查活动，交上他们连夜剪出的作品。他们在纪录移民背景，婚姻状况，家庭成员和经济收入时有虚有实，在从事剪纸的经历那一栏，填写的内容包括习惯性的歌颂政府的公共话语，或非常悲惨的个人家史，非常私人的空间在此打开，或是对艺术的哲理和感受，更多的是在真实和现实中不断转换的矛盾心情。普查在现实生活和艺术区域之间，既塑造了社会文本，又使视觉性在社会生活里由于记录的过程而雕塑成形而现影。或许它同时还是一个使我们再思考‘行为/表演’一词的一个案例:在时间和空间里以形象传播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视觉性在中国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它的表演性，这里，我们普查的是以剪纸为媒介的知识分子在现实社会中的媒介作用，艺术在生活和个人之间的媒介作用，纪录和文献、对象在集体意识和个人记忆中的媒介作用，策展队伍、艺术家代表、政府、普查队员和十几万人民，都是普查的对象，在纪录对象的过程里自身也被纪录。

延川县剪纸大普查是一件充满了问题的作品，它的实施也在社会层面带来了很多问题。对于很多人，这个与外界的少有的接触是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记忆，同时个人内部也通过语言/文字和图像告白充分地释放了自己。因为涉及人的主体性的觉醒和权力诉求，普查活动给社会根部带来了变化。同时，还有经济和行政上的发展需要时间去检验：本来，剪纸的生产者即消费者，此后可能变化为生产者可能不是消费者，而是以市场流通的方式来实现它的价值，随着实用功能的消退，由于市场化反而使审美复杂化。普查结果给县里留下了一整套15006份被普查到剪纸作者的档案，在这个基础上，县政府可能从他们的角度去总结分析，同时制定文化策略，也有带动艺术产业化的可能。

普查结果也给长征活动留下一个15006份的文献档案组成的一件作品。它以当代艺术的视野，把剪纸的当代身份说出来，进入当代艺术的权力现场，对中国上下一致的“保护”民间艺术的态度提出挑战，精英们对民间艺术的命名权，很大程度上把这个民间作为他者\另类来看了，用保护把它判了死刑，如果我们真的是从传统里的正统不肯出来(民间之相对于精英，非专业之相对于专业，实用之相对于纯艺术)，我们还深深地陷进了全球化传来的另一个正统:关于何为艺术，何为当代艺术的解释权。

选择权和命名权的话题在普查过程里反复出现，就是个典型例子。剪纸的传播方式里也涉及了影像的再生产和复制这一概念，传统和民间的符号性活动和仪式，节日，衣装，言语等；是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逐渐成型的，其中它的发展和传播很大程度上是反复转述和修正中，不断地破解经典形态的过程。普查工作中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如何界定会剪纸和不会剪纸这个概念，普查员收到的档案里也有个别是完全“一样”的作品，不一样的作者，他们的理解就是拷贝和复制也是作品。在整个普查过程里，我们反复感受到，剪纸是当地社会形态里最直接的社会交往的媒体，由于普查，它转化和形成新的时空关系，重新结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重新建构社会关系和集体记忆。不同历史时期的剪纸背后的图像构成原则和意识形态的关系﹐该时期集体无意识和美感原则的是如何互相塑造对方，剪纸作为延川最普遍的直接的视觉文本，它的被观看\修辞\定位，表演出来的不仅是一种独特的视觉经验，尤其有意思的是隐藏背后的文化模式的内在动力与冲突点﹐历史与当代的\生活与艺术，图像与文本的对话与互相挪用。它涉及中国当代社会组织结构的不同层面，贯通中国当代视觉文化的内在边界，在“民间艺术”和“当代艺术”两大系统之间、在都市与农村地区之间建构起意味深远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