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黄灯共同体”（讨论）

2010年6月19日，“胡志明小道”队伍在越南西贡市Himiko Cafe举办了一场公众讨论。参与讨论者有活跃的策展人Dinh Q Le，德高望重的越南艺术理论家Nguyen Quan以及年轻艺术家们。讨论持续了6个小时，虽然没有达成共识，但是通过这样的交锋，各自获悉了彼此眼中的自己。也许，“黄灯共同体”是最恰如其分的形容。黄灯是现场，也是当代艺术的生存状态。以下是讨论的部分内容：

卢杰：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关键时期，比如“八五”新潮美术运动。我们现在不去说该运动的好与坏，它在中国是一个被浪漫化了的运动。越南的当代艺术也有这样一个时期吗？越南有没有类似的“越南前卫”？

Dinh Q Le: 自从越南独立运动以来，越南美术的发展就是一个伴随着战争状态而反复起始的过程。抽象艺术是1975年之前在越南出现的。类似这样的思潮总是因为一些冲突而停滞。七十年代对越南的经济改革影响更多的是文学，作家们对社会的批判影响了许多艺术家的创作思路。这次思潮维持的时间很短，因为这对政府来说过于激进了。一直以来，许多越南艺术家把政府的当代文化政策比喻为“黄灯”，表示不确定自己会被允许还是会被制止。

河内是越南当代艺术发起的地方。但是，在过去的7年里，随着西贡的经济实力增强，以及归国的海外越南人（商业和影视文化界等）越来越多的进入，西贡已成为另一个文化中心。

卢杰：我们一路走来有过很多激烈的讨论，我们很警惕自身所带有的与其它另类空间、非盈利组织、官方机构等不同的行动策略和目标。在柬埔寨，我们访问了META HOUSE，参与讨论的主体是国际标准的非盈利机构代表。直到我们来到Ly Daravuth的出版机构Reyum才被一种真正立足于本土的实践所打动。无论是艺术家自主运作或商业化操作，我们怎样才能建立一个不同于“社团”概念的 “共同体”？这是今天讨论的主题。

Nguyen Nhu Huy: 这里说的共同体有很多方面，就像“本土”这个概念，我们可以做出不同的理解。

高士明：谢谢几位越南朋友的陈述，这让我们了解了越南同仁正在做的一些工作。今天我们的讨论是一个典型的国际交流场合，同时也是非常典型的非西方式的思想交流，多个语言在这里转译又转译，在我看来这已经反映了“胡志明小道”的一个征兆。但是这样的交流也同样会流于虚伪和表面，这不是批评，实际上我们都陷入了这样的一个局面。这也就是我们做“胡志明小道”项目的一个理由。这个项目不是关于对历史的重访，而是关于今天。同时，我们这个团体并非一个意见一致的共同体，也是有分歧和争论的。“胡志明小道”项目既然不是关于历史的，它发生在今天，那么它的载体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代艺术。

 当代艺术不光是一个名称，它更是一种体制，在过去几十年中它一直被各地的人们反思和批判。如果说30年前把中国、越南、柬埔寨连接在一起的是一个乌托邦理想，那么我们今天坐在一起就是由这个乌托邦理想而激发的当代艺术。每一条小道上的人都在建构这个名为“胡志明小道”的项目，它正在把我们塑造成一个共同体。这对我们今天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在这个体制中，每一个“本地”都有各自不同的叙述。而在一个我们认为的国际化氛围中，这个叙述又被表述为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中国的艺术、越南的艺术、等等。

 大家刚才提到的各种不同的艺术社区，我想问的是这些社区是不是正在构成一个更大的，代表越南当代艺术的共同体？30年前的“胡志明小道”是一个短暂的乌托邦理想，它促使这些民族国家纠结在一起。那今天，这条作为当代艺术的“胡志明小道”有没有可能在现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景观里引着我们穿越民族国家的边界？

Dinh Q Le: 回应高士明的问题。历史上的“胡志明小道”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么我要问，此刻的“胡志明小道”项目的共同目标是什么？是我们共享的吗？我认为我们并没有共同的目标。这是需要讨论的。为什么艺术以民族国家来划分？这与谁在书写艺术史有关，书写历史的方式不是按照每个人想要的方式在进行。那么回到“胡志明小道”项目，谁将书写它的历史？看起来是中国。

卢杰：我们不代表中国艺术，中国艺术也不代表我们。虽然我们的文化、政治和社会发展都各不相同，但对我来说，艺术家是一个共同体，至少我们的出发点是相似的。我们的问题是谁在书写“胡志明小道”的历史？我们每个人都正在书写。如果Zoe Butt有兴趣，她会来写；你也可能写；如果是我，我会写过去两年，我参与这个项目的经历。我的想法是，为什么我们不想象一个可以共同去参与的共同体？遗憾的是最终实现了全程行走的人大部分来自中国。我们也努力在做到多元，这里有北京、上海、香港和台湾的参与者。我希望随着行走的进行，有更多来自柬埔寨、越南和老挝的朋友能加入进来。是什么在阻碍我们信赖彼此和想象我们的共同点？也许此刻我们可以从艺术的政治空间谈起？

刘韡：关于我们参与全程行走的人，我们之前并非都彼此认识，我们来自不同的领域。起初我们觉得交流起来有困难，但是现在已经慢慢好起来了。同样的，中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有着相似的社会发展进程，都经历过社会主义以及经济改革的发展过程。

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们经历了不少与当地的沟通困难。大多数问题都是关于政治和历史。对于我们来说，政治和历史正好组成“什么是当代”？这个问题。今天，在这样一个艺术空间里，通过这样一种国际交流的语言，似乎我们都被同化成虚伪的话语存在，也许我们该思索其背后的原因。当我们出现问题的时候，应该从多个层面去思考它。

高士明：刘韡作为艺术家的抱怨，是由于他本来对越南社会的鲜活感知被绑架到一个习惯性的国际艺术交流场合中。这样的国际交流确实也令我不太舒服。

卢杰：我们有很多焦虑和问题想拿出来讨论。比如和高棉文化中心长达数月的邮件沟通。我们想通过和他们建立联系来打开更多有意思的话题，遗憾的是由于时间和沟通上的困难，未能成功。相反的例子是，与广西社科院的联系为我们打开了河内和万象的对话渠道。

汪建伟：回到刚才越南朋友的那个比喻，越南的艺术社区处在非绿灯、非红灯，而是黄灯的一种状态。把这个比喻和共同体的概念联系起来，我们是不是能够建立一个黄灯共同体？黄灯是对红灯和绿灯的警示，它预示着不稳定。我们以美国为例，它从帝国主义变成一个集权的民族主义国家不是没有逻辑的。环境主义的箴言之一：地区性问题，全球性思考。美国正好相反：全球性问题，地区性思考。所以它就变成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国家。因此我们不必因为红灯而紧张；也不必对绿灯表现出通过后的优越感；不如避开陈词滥调的解释和对话，建立一个黄灯共同体。

Nguyen Nhu Huy: 我既是参与者也是本地人。我完全理解了这个项目吗？我的回答是：没有。这就是我参与的动机。刚才的对话让我想起2009年我在北京驻地参与的类似讨论。这个项目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在创造自己。关于“理解”这个词，我认为它是一个暂时的、概念化的过程。这个项目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不能被轻易地概念化。一个人的概念化过程和一个物体的概念化过程是不一样的。刚才Dinh提到的书写历史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容易被简单化。刚才刘韡说过去几天的经历，这确实是一个团体内部彼此启蒙和呼唤的好例子。那么，当我们面对本地人的时候，他们怎样从这个项目获得启蒙和呼唤呢？

王家浩：我仅代表我自己在这里表述。当大家要在一起建立一个不同行业的共同体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共同的假想对象，因为这个对象让我们觉得不自由，我们需要一帮人在一起来打破它。当我们对话的时候，希望在不同的共同体之间形成更大的共同体。作为一个个体参与者，我不是来创写所谓的历史。

我们现在已经面对面了，但还是停留在各自所属的团队叙述里面，这阻隔了我们之间的进一步关系和对话。我们以一个外来者进来，当地的艺术家居然马上提出了Nation这个问题。这和他们为什么成立“在地”的共同体的初衷是不相符的。无论中国和越南之间的社会和物质条件有多不同，跨国资本和社区（就是大家心目中想要建立的共同体）是超越“国家”这个边界的。也许我们今晚无法达成一致，但如果我们可以在对话中超越“国家”，就会是有意义的对话。

Dinh Q Le: 问题出在项目的命名上。“长征”和“胡志明”是这样深地扎根于两个国家的历史中。在这个项目里我们无法只限于艺术家个体的考量，更与一群艺术家仅仅经过越南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停留在国家和历史之类的话题上无法推进的原因之一。但是，我同意你的观点，我们应该超越“国家”的局限性。那样我们才能不光实现共同体，还同时能解开彼此之间的问题，也就是对话的起点。

不光是“胡志明小道”，还有“长征”这个命名，这两个名称都指向中国和越南历史上的一段重要时期。这两个时期分别是两个新政权建立的关键期，同时也是民族主义思想进程中很重的时期。你把项目命名为“长征”可以看作是和政府在游戏。也许我理解有误，我的意思是，当你把一个项目以一段历史来命名时，你就不会被审查，因为历史是不会被审查的。所以，这不仅仅是一群经过越南的艺术家，也是艺术家们到越南的“长征”。

卢杰：Dinh所说的正是过去两年中我所面对的问题。你发言不光是对我说，也是对你的朋友和我的朋友在说。你提到将项目命名为“长征”就代表项目和民族主义有关。我的观点是，也正是对民族主义存疑，才取这样的名字。无论我们对此能否达成一致，一个有问题的名称是我们面对这么一个历史的、政治的和物理空间的途径。这样的项目和那些命名为“丝绸之路”和“湄公河”的项目有着不同的可能性和针对性。

你认为取名为“胡志明小道”是一种民族主义，而我认为“胡志明小道”正好是反对民族主义这样一个分界线的项目。命名的魅力就在于它充满问题，正是这个问题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在项目的联络之初，我们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曾经争论过是不是使用“Duong Truong Son”这个越南语里面的“胡志明小道”，那我们该怎样面对柬埔寨，或者《纽约时报》等国际媒体，以及美国与欧洲的历史？所以，对我来说，这个名字至关重要，它是我们今天对话的背景。我想问，当你说“胡志明小道”是一种民族主义时，你指的是哪一个民族？

Dinh Q Le: 我们在越南，当然说的是越南的历史。但是，因为这条小道穿过中国、柬埔寨和老挝，所以它又不仅仅是越南。不过，它和越南的联系是最紧密的。你提到Duong Truong Son，以及关于用这个名字可能带来的来自老挝、柬埔寨，甚至西方的担忧，那你是在此时此地做这个项目，还是在做西方式的东南亚项目？我之前参与过策展人Francis Morin在琅勃拉邦做的社区项目。我的感觉是，这样的项目总是在为一个最终的、被西方消费的展览而服务。它与当地的关系则很有限。这是我的担忧。

卢杰：这里有个误会。这个名字不是为了迎合西方或延续他们的某种思路。如果我们今天坐在一起是在执行西方的策划和尾随他们的判断标准，要被质疑的就不光是“胡志明小道”项目，包括在过去十年里所生产的、所有亚洲和第三世界的文化都要被质疑。这个误会是不是来自主客体的不同立场呢？如果是主观认为，同时又涉及文化资本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比较麻烦了。

我不同意你关于长征是国家主义的观点。《长征：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是红色艺术的解读，在中国，我们也受到过这样的误解甚至是敌意。其实，在最初的方案中我们想到的是甘地的长征，美国国会议员 Nimra Gimerich在白宫的长征，基督教在越南、柬埔寨和中国的长征。我们的长征是一个与宏大叙述有关，同时将“长征”这个概念复杂化的比喻，所以宏大叙述只是我们思考的一部分。过去8年里，长征被看作极左或极右，甚至是在利用历史来蓄积资本作品牌宣传。“长征”最初是作为“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的理论起点，而不是行动策略。对历史上的长征的理解也不是单方面的。从历史课本到现实，长征一直是共产主义和国家主义这两个意识形态的交汇点。

     历史问题和理论不能孤立地讨论。项目之初我曾经希望它不被这条小道的历史背景所局限，但是现在，我觉得不需要回避这段历史了。我们今天说起“胡志明小道”，是指涉及后革命、后殖民、现代性的迁移、多语境下的中国和越南的当代艺术。冷战结束后二十年的今天，我们如何通过重访当代艺术的相关叙述来认识我们自己。很多中国策展人和批评家认为，西方策展人和批评家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误解是因为他们缺乏在中国的生活经验。但事实是，很多中国策展人和批评家也无法回答“什么是中国当代艺术？”这个问题。

是什么在阻挡我们忠实地交流？这和叙述的权利有关吗？如果我们有说话的权利是不是就应该有交流的权利？我认为，这里面有一种力量在阻隔我们向彼此描述各自所处的境遇。

Richard Streitmatter-Tran: 这些问题是不是在《 第三届广州三年展：与后殖民说再见》中得到了解答？

高士明：当年策展的时候，我还没有在柬埔寨行走的经历。在过去10天里我感觉后殖民的理论叙述没能够充分地与这里的现实相匹配。现实要比理论叙述激进得多。

在西方，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对手已经被后殖民主义本身所置换。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不只是冷战或后殖民的残余；同时还有2000年以来，全球资本主义的大爆发和它所引发的全球艺术被资本所塑造起来的景观政治。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和越南被概括为“中国当代艺术”和“越南当代艺术”。在过去几天的行走过程中，我重新反思了自己对中国当代艺术短暂历史的认识，痛苦地意识到，“中国当代艺术”这个“局”所以，我很想听听越南参与者对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看法。

Dinh Q Le: 在西方接受艺术史教育，我看到很多早期的中国艺术家是受西方的启发之后，再将作品植入中国的语境。我看到的中国当代艺术不多，但是我发觉，它已经越来越多地走出西方艺术史的局限。也许这和新媒体的兴起有关系。

Nguyen Nhu Huy: 我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接触开始于7年前，我给朱其翻译他的《西方理解中国当代艺术吗？》一文；后来我看了侯翰如的书和《长征：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又读到长征的策划案，使我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理解发生了很大变化。之前我的感觉是中国当代艺术和西方正以宏大叙述在彼此对抗，而《长征：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是用一种由外向内的方式来看中国现实的。有些人试图忘记北越和南越发生过的冲突，而我现在发觉：历史就是历史，它是一个不停地被建构的东西。

Richard Streitmatter-Tran: 如果把中国当代艺术想象为一个置于空间中的实体，你会发现它具有一种核心牵引力。就像看亚洲地图，中国总是被看作中心，而其他国家是边缘。当然，我很尊重中国艺术家，但这种核心牵引力也总是存在。

卢杰：几年前印度德里的一次会议上，当我介绍完长征计划后，我收到了印度思想界极左派和传统左派两个不同团体的邀请。

Dinh Q Le: 我觉得，印度和中国的历史关系与中国和越南的历史关系是有很大区别的。印度和中国是作为两个世界经济体，而越南和中国在历史上则有着更为复杂的关系。无论我对这个项目的喜好如何，我觉得为此所展开的讨论比我所参加过的任何西方策展人、评论家和历史学家的讨论都深入。我们在这里提及的彼此之间的问题，很多是西方人与我们无法共同触及的。因此与他们的对话很难像这次一样深入。

卢杰：希望将来有机会进入到汪建伟提议的“黄灯共同体”那样一种共同分享的对话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