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征物到长征档案

长征物泛指与“长征 — 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有关的物质品。在这个物的前提下，正式参加长征“艺术作品”跟在长征路上找到的普通物品无所区别。（《长征辞典》，2002）

2018年底，长征计划发起“工作中的再展示”项目，并首次以档案整理现场的方式，全面展示长征物。这些物来自于长征计划自1999年发起以来的各个策展项目与实践，其中包括作者署名的作品，如“长征计划：民间的力量”（2003-3004）项目中，延安泥塑王王文海的40余尊毛主席雕像；现场行为的剩余部分，如“长征 — 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2002）项目中，行走者肖雄的《进与出》沿着长征的路线逆行，途中以物易物所使用的交换箱；也有集体创作的材料，如“延川剪纸大普查”（2004）中产生的15006份普查档案。另一层面，长征物也包含了长征计划项目中产生的工作档案、调查材料、宣传用品，乃至用来作为视觉参照的现成物等。

在“工作中的再展示”项目开展的15天中，长征计划团队与21位志愿者共同盘整了287组长征物，共计超过2000个物件。本册中的长征物编号即来自于盘整工作中，按照发现顺序编码的原始序列。策展团队采用了一种扁平化的方式对待物、作者，图像与话语，设计了一条物的流水线，经过拆包、测量、拍照，最终转到暂存区。在这里，各种材料一字排开，类似临时的展呈。在它们的属性、脉络、定义尘埃落定之前，它们在场中平行流动。由此，项目成为了一个由物本身和临时的讨论所驱动的现场，使得来自于不同项目的物背后的记忆和问题意识被再次提示出来。

例如，“工作中的再展示”过程中，零零散散发现了几箱“丽江制造”项目中的长征物。这些材料是长征计划总策划人卢杰于“长征 — 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项目中在丽江街头搜罗的小物件：木烙画、日本美人、西洋玩偶、绣包、纳西族音乐光碟、汉语字帖、旅游地图，甚至各国冥币等等，一方面是关于2000年初中国西南地区旅游消费品的田野调查，而这同时也与策展本身回访长征的驱力有关。类似的商品收集与陈列，在长征实践中屡见不鲜，用以作为当地视觉文化的一个样本。另有375顶印着NO CHINA TOWN （无唐人街）标志的白色帽子铺展在暂存区，是这个盘整工作中涉及2007年“唐人街”项目的图景，而积满煤渣的旧矿工服（“长征计划—杨少斌煤矿调查”，2004-2008）则串联起几代人的共同经验。长征物往往成为牵引出集体记忆与情境的触点。

在众多过往的项目中，有时长征计划是作为中介，如代一万五千多名接受剪纸普查的民众参与展览；有时发起集体表演的号召，有时作为展览策划、组织旅行的实体。长征的策划几乎与所有策展教程中所参照的典范相悖。它不在意时间廊，不在意分门别类。它加入到教育性转向（educational turn）、参与性转向（participatory turn）之中，却又质疑其中代议式的民主共识。长征计划确实会为事物做近似于分门别类的调研。在延川剪纸项目中，策展团队借用了户口系统般由上至下的调查方式，集体呈现出民间剪纸的实际状态。这种调研将教育和参与放到具体的治理和历史脉络中，希望建构一系列多元的情境，让话语和艺术实践处在一种非常规状态。反过来说，这些物品必须在项目自身有机的上下文中结合调研、普查、展示、放映、动员所引发的具体性中重新发明自身的意义。

“工作中的再展示”对长征物的整理，背后所牵连的人物、事件、议题与种种问题，在我们眼前铺展开一个不一样的“江湖”。就这一层面而言，“工作中的再展示”像是对于本土艺术生态自1999年起的持续采样。这种体验也催生了“长征档案”。长征档案是基于长征计划实践展开的一系列开放的自我梳理、写作与展示的项目。其工作对象既包括长征物、话语、影像、工作文件等实体材料，也触及长征者、组织架构与问题意识。

长征档案试着认识各个过往项目的整体语境，然而，在开箱看到长征历史上所累积起来的材料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不是如同档案柜那样的经验，也并非遭遇一个美术馆典藏品馆的体验，这些过往项目经常是一反建制性的展览规划方式，这些长征物带有因项目而即席（ad hoc）产出的特质，而非在阐释上自给自足的个体，或是能够脱离项目语境而存在的材料。在长征计划过往项目有机的、动态而开放的特性之下，产生与保留的档案属性、状态不一，其归档的过程和逻辑也不同于常规的档案工作。长征档案的工作不是博物馆式的文献归纳，我们希望能够以长征计划的历史观来看待和处理档案，自我梳理出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从而理解和思考我们所处的当下。在这些材料分别归档、重新展示时，我们的档案实践也试着提出新的上下文，让档案伴随着长征计划项目同时发生与流动，具体而言，这让新的档案项目能够持续反思各种展示和分类等后设的档案情境，用以回应项目过程的即席和非常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