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失焦，生态失血，当代艺术能绝地再生吗？

(本文摘于艺术新闻中文版之“提问2017”系列，发布于其微信公众号，2017年6月20日。）

今天，我们“提问”的是长征空间创始人卢杰。作为“长征计划”发起人和总负责人，以及北京长征空间创办人，20多年来他策划了大量中国当代艺术展览，包括发起“长征计划”并担任总策展人（2002-至今）；“长征计划—延川剪纸大普查”（2004）；“长征计划—唐人街”（2005）；“长征计划—延安项目”（2006-至今）；“长征计划—纵深800米”与“长征计划—X 后视盲区”（2004-2008）；“长征计划—胡志明小道”（2008-至今）等。创立于2002年的长征空间也是中国最重要的当代艺术画廊之一。

卢杰说自己这两年很少接受媒体采访。“因为我感到失望”，他说，“逐渐地，当代艺术就被呈现为我个人认为不是那样的一个东西。”围绕艺术系统的传播都在强调拍卖纪录和市场，各种的数据和点击率，关于当代艺术的讨论更多的是自拍和点赞式的，以及围绕着“事件”和“眼球”的快餐式迅速消失的展讯和口水，但是唯独缺失对艺术本身的理解和讨论。

早在大约二十年前，他就想要打破当代艺术固定的小圈子和表面的话语，试图用只有当代艺术才能做到的方法向世界展示现代中国历史和当下的积极内容。2002年，他召集250名国内外艺术家重走长征路，沿途举办了几百个展览，同时进行民间艺术考察、艺术演出、电影放映、视觉文化研讨会等活动。这个著名的“长征计划”后来在北京798艺术区落地为实体空间“长征空间”，但是卢杰清楚地将两者区别开来。“长征空间是生产关系，关于艺术与资本、社会之间的联系。而长征计划的核心是一种历史观。”他在接受《艺术新闻／中文版》专访时说。

“长征计划”在之后几年还有新项目的延续，比如2010年“胡志明小道”、2011-2012年的“根茎论坛”，以及正在进行中的“胜天作业”（暂定名）。都把艺术文化与社会多个层面的历史勾连在一起。

他戏称这两年的很多艺术类新媒体，为了点击率都能总结出一套百试不爽的模板来：标题要吸引眼球，开头两段话一定是轻松调侃，再加一个 GIF 动图表情。“Can we be more serious?”他质疑大家能不能更严肃些。因此，对“2017年的世界究竟会怎样”这个问题，他有自己的话想说。

Q：您对过去几年以来艺术环境的变化有着怎样的观察和体会？

A：我的亲身体验就是，过去这些年，我们不断地在用功能化的消费主义方式历史化我们自身。艺术界的腔调越来越统一，肌理越来越单薄，路越走越窄。在这个过程里人们谈论价格而不谈论价值，谈论硬件而不谈论情境，谈论展览而不谈论策展，甚至有市场才是艺术史的真正书写者的鲁莽说辞，这些围绕着中国当代艺术系统的数据和标签，我觉得始终都有一种似是而非的困境。如果这一切的前提是分享和平红利条件下的“庆典”，一种自我历史化，其实也就是自由主义的全面胜利和历史终结论幻觉下的利益分配而已。这个风险就是当代艺术失去了它的激进和提出问题的本质，那么就是滞后于历史发展的反映论和修正主义了，其实社会不是这样，世界也不是这样的，艺术更不应该是这么被认知和展示的。所以在2017年，一切问题都摆在桌面上了。

Q：这些问题具体是什么？

A：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上的失语和不在场，进入严重的孤立和封闭自足状态，注意我说的是自足，而不是自主。2015年我有幸去参加了卡塞尔文献展六十周年研讨会。前五届和今年这届总共分成六组，由每一届的策展人邀请其他策展人、批评家、艺术家们在一起讨论，回顾了艺术走过的近二十年的历程。我跟汪建伟参加的1997年那届文献展的讨论，策展人凯瑟琳·大卫邀请来自中国的两个人对话，企图把中国情境带进这个全球对话关系中。经过那几天我有个很深的感受，虽然西方中心主义已经用后殖民和文化多元主义的话语和政治正确式的资源分配和关于“特殊性”的政治经济学变体和化整为零了，但它还是清晰地认识到危机，具体表现在国际政治、移民、文化冲突、西方左派的危机、代议制政治和管理方式的危机，但是这个所谓的“国际”至少还是把不同知识系统和视觉经验，把整个世界并置在一起看问题，我深深地体会到，中国与这些对话、思考之间是完全脱节的。世界再也不是独立、隔绝的系统，中国的政治、外交、经济、贸易、人权、环境等各方面在国际语境中所发生的能量和参与的程度，和当代艺术在国际上的孤立现象对比鲜明。

Q：为什么单单艺术是这样？

A：这就是需要我们反复提问的。这非常复杂，它跟中国的艺术教育、体制各方面都非常有关系，核心问题是艺术史研究，艺术批评与策展实践的缺失实在是太严重了。举例来说，在欧美已经有整整二十年左右，视觉艺术跑在很前面，成为一个非常活态的、有能量的生产关系。文学、哲学、文化研究，甚至研究技术、媒介、科技的很多人都到艺术这一块来取资源和对接，带来艺术学科本身没有的开放和跨越。在中国却好像是只要一到当代艺术，言说、思辨就非常的保守。另外一个核心问题是市场有强烈的自我殖民的轻薄，所谓的国际化，就是在表皮上舀一勺，贴个面膜，出个数据。做个大牌的艺术家或者奇观式的展览是不可避免的，但不应该是唯一的，前瞻性不是可以投射或拿来再现的，而是产出的。失去了语境，过度的展示和喧哗是在扁平化当代艺术的条件，使整个生态失血。

Q：那么，您认为2017年的当代艺术会有什么不同？

A：在2017年，整个艺术的认知系统和实践系统一定会裂变和矛盾化，到2018年就会具体表现出来。大的条件是全球政治经济的剧变，具体的是长期被量化的艺术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会展开它的褶皱，至少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人们还在热议文献展和威尼斯，展示系统的无效性会明显被感知到。今年纽约古根海姆的中国艺术大展对认识中国当代艺术历程会提供不同的经验，这样的研究型的项目会使当代艺术的言说方式回到严肃的过程而不是历史决定论。无论是全球还是中国，艺术都会绝地再生，历史的节点会在不同空间被打开，目前在伦敦和纽约进行中的关于十月革命和俄罗斯前卫艺术的回顾展就是个典型案例，艺术的媒介方式一定会革命性地突围。

今天的特朗普主义，与当年撒切尔主义、里根主义的保守势力抬头如出一辙。回顾八十年代的政经格局，再分析艺术生态当时的变异，需要理解这个时间节点，理清全球资本主义在当时的格局、保守派怎样操控一切、与冷战之间的关系，艺术资源的调拨分配、文化策略的改变都受到整体格局的影响。因为那样的世界政治格局，艺术才作出了巨大的反应，有了很多新的实践，对历史又有了新的书写。我们今天很多被认为是陈词滥调的东西当年应运而生都是新鲜事物，比如艺术运动与自我组织、独立策展和双年展的发展、去中心、艺术与不同学科的交叉、身份政治，视觉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多元、极具挑战性的全球艺术实践，然后才有那些至关重要的国际展览、策展人、策展实践和艺术实践和作品。同时，在那个过程中有了对艺术和社会非常具体、系统和完整的批判，比如艺术的精英主义、收藏的权力、文化与资本。所以，如果回头看看美国在过去二十年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目前在欧洲、拉美在进行什么样的讨论和实践，我们就可以想像，从今年开始一定会有很多事件、很多人、很多展览、很多艺术机构做出很多不一样的思考、创作，当然这又会是一个十年的过程。而在中国，从2006年市场的繁荣一直到今天，十年来我们沉浸其中、投入在做的事情现在需要被敲打、拷问。

Q：您刚刚说的历史的转折，从这两年开始西方开始有一些转变，但反映到中国，尤其是中国的当代艺术界是不是还要一段时间？

A：中国艺术界的思辨和创造从未停止，只是遮蔽它的外部力量太强大，现在从业者和艺术真正有关的人的比例之低是令人发指的，我目睹了一个全力以赴在简化艺术的认识的十年过程。如果是以获利、传销为目的那就要简化才有效，但是艺术本体在这个过程里失效了。2017年是一个带出问题的时代。

Q：艺术的影响力到底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面是增加了还是变小了？

A：全人类一定会共同——“共同”这个字非常重要，不可能是割裂的——走进一个新时代去重新思考、历练和实践我们的历史观和对艺术的理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对艺术的认知系统和创造系统一定会有重新的格局，这是我的观点。艺术家要很真诚、很深入、很长期、很能动的去挑起、参与、介入，才会在历史里面发生作用并留下来。（采访、撰文／Mona Q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