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届上海双年展：影像生存
地点：上海美术馆
展期：2004年9月29日至11月28日
影像生存既是当代人的影像化生存，又是影像自身之生存，这两种涵义都导向本届双年展的英文命名“Techniques of the Visible”，即视像之道。Technique在希腊语境中首先是一种方法、途径，指向系统化的知识。然而，在近代以来的人类视野之中，Technique却逐渐被简化为狭义上的、纯粹的“技术”（Technology）。本届双年展将对“技术”的这一近代观念进行反思，追问它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意义，继而探讨视像之道与生存之道的内在关联。
作为全球一体化的物质载体，技术长期以来被当作一种超越文化的力量。然而，技术自有其文化内涵。它不但是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要素，而且已经构造出了一种特定的“合理化”的现代文化制度。技术是一种历史和社会的设计，在世界现代史上，技术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它的巨大能量不仅表现为可机械复制性的生产和制作，而且也体现在它对人类视觉的改变和塑造力上。通过各种现代视觉器械，技术使我们生存其中的这个世界中的各种隐秘得以成形显像。可视者的范围日益扩大，逐渐形成了一个包围着人自身的类像世界，继而挑战着一切现实的根据——这是一种根植于技术的“真之威胁”，一种新的客观主义视觉机制所招致的对于可视者的焦虑。
视觉的机械化和客观主义是19世纪以来人们的一种普遍经验。现代视觉技术（摄影、摄像）为这种经验提供了有力的现实依据。人们相信，通过这种视觉的机械化可以实现一种视觉的中介性，进而抵抗以往世界图像中的主观主义。摄像机以聚焦的形式设定了自我与世界的距离，同时也把自我排除在世界之外。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依旧可以通过每个画面发现镜头之后那双无所不在的眼睛，在观看中介性图像（摄影或电影）的经验中，每个画面都内在地蕴涵着一次注视。摄像机似乎同样遵守那种主体主义的视觉制度，摄像机的成像原理与丢勒透视法模型丝丝入扣。现代视觉技术并没有为我们解决传统的“主—客”体问题，它只是取消了艺术对相似性的追求。它反而将“现实/真实”这把利刃磨得更加锋利，使之对我们的理智益发具有威胁。这种威胁来自20世纪以摄影、电影等图像化媒介为表征的广泛的视觉现实。在这个图像化的视觉现实中，最为根本的特性是它的“中介性”。摄像机等视觉媒体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仅仅只是眼睛的延伸，更重要的，它是对视觉的规定，它制造出一种新的可视现实——可视者即是现实，而“视像之道”即是创造可见现实的道路。
现代视觉技术具有一种超文化的潜在的普遍性，但它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却担负着不同的功能，呈现出不同的意蕴。以摄影为例，作为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成像技术，摄影在西方与非西方国家担负着不同的使命。在现代早期，摄影是西方人对于前现代的人类学对象的一种观察工具，它貌似“客观”地记录着陌生的文化景观，在对于异文化的想象和叙事中行使着观看者的权力。在西方人通过摄影镜头的那种带着惊奇和谅解的凝视中，非西方的主体始终作为一个被动的、匿名的对象沉默着。而在中国，作为一种舶来的造像技术，摄影见证并且记录了中国人在现代历史中的经验和命运。中国人从早期的被注视、被表述，逐渐展开自我表述，在对于这一舶来物的驯化中，呈现出现代中国人“去殖民化”的心影和历史踪迹。
全球化过程是一个世界“技术化”和“视觉化”（Visualization）的过程，视觉技术的殖民在世界范围内缔造了充满差异的现代性文化景观。如何对这种视觉的现代性进行反思？如何体现科学技术在视觉艺术中的作用，如何看待视觉文化中科技含量的逐渐增长？这都需要我们去探讨技术作为一种“文化力量”所具有的历史、人文涵义，以及它所制造、生产出的现代文化后果。在此，“视像之道”既指视知觉创造中的表像技术与发展道路，又暗示了在不同文化间的一种可见与不可见、沉默与发声的话语机制。在这个意义上，它既是“观相之术”，又是“制像之道”，同时关涉视觉表达和国际展览政治两个层次。由此，本届展览需要追问的是：在这个媒体时代，在这个图像增殖和贬值的充满悖论的文化境遇中，世界如何成为可视者？那可视者又使什么变得不可见？
长征计划——延川县剪纸大普查
二万五千里文化传播中心和延川县人民政府
“延川县剪纸大普查”是本届双年展特约项目之一，同时也是 “长征 – 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 实施的一系列“长征工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以当代艺术的视野结合人类学方法，以县为单位，对当前中国 “民间艺术” 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广泛的田野调察和深入的采样分析，又在上海双年展这一当代艺术正统的公共空间内进行集中的视觉展示。它涉及中国当代社会组织结构的不同层面，贯通中国当代视觉文化的内在边界，在 “民间艺术” 和 “当代艺术” 两大系统之间、在上海与延安地区之间建构起意味深远的关联。同时，“延川县剪纸大普查”也以剪纸艺术的民间形态为个例，对当代艺术日益正统化的作品观念提出质疑——如果说现代主义的“作品”观念总是包含着一个个体化的作者，那么“普查”的作者既是长征基金会、二万五千里文化传播中心和延川县人民政府，同时也是这一万五千多剪纸作者，甚至还包括延川县近17万被普查到的个人。通过普查组八个多月的艰苦工作，“延川县剪纸大普查”将双年展“现场”延伸到一个全然陌生的领域——中国内地那个巨大的、“不可见” 的人群，他们与 “当代艺术” 彼此陌不相知。
概念图
展览现场
艺术家李天炳参加2004上海双年展
李天炳是福建漳州市华安县马坑乡的一位乡村摄影师，解放前他曾短期给一个为国民政府拍身份证照片的英国人打工做助手，从而对摄影产生了兴趣。一九四六年李天炳偷了家里的耕牛到城里卖掉，买得一台英国产的老式座机开始其摄影生涯。五十多年来他扛着这台老式座机翻山越岭，走遍了闽西南的贫困山区为人民群众拍了几十万张照片。由于这些地区没有电力，他的底片冲晒和印相都是凭经验用自然光曝光的。李天炳用手控制家中的柴门开合来曝光，在烟囱下装上竹筒便成为印相片的放大机，在山泉中漂洗他的相片，他因此被收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无论婚丧节庆，政治运动还是学生毕业典礼，改革带来的生活变化，乡间的民俗和典礼，全是天炳老人的记录对象，山里人编山歌歌唱他。村民用朴素的民歌来歌唱他们的“天炳师傅”，对他们来说天炳师傅代表的是一种传奇。李天炳的传奇是以最朴素的技术和个人的超凡努力为基础的，他以农耕时代的人对自然特有的敏感消化了摄影这一现代性的象征性技术，为我们提供了现代化经验的另类模式。2002年6月，天炳师傅来到瑞金参加艺术长征，为艺术长征第一站拍摄了作品并在苏维埃共和国前邮电部举行了个人影展。除了在这里展出的作品，天炳师傅在北京的艺术活动还包括在今后几天为大山子艺术区的艺术空间和艺术家工作室拍照。
影像生存既是当代人的影像化生存，又是影像自身之生存，这两种涵义都导向本届双年展的英文命名“Techniques of the Visible”，即视像之道。Technique在希腊语境中首先是一种方法、途径，指向系统化的知识。然而，在近代以来的人类视野之中，Technique却逐渐被简化为狭义上的、纯粹的“技术”（Technology）。本届双年展将对“技术”的这一近代观念进行反思，追问它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意义，继而探讨视像之道与生存之道的内在关联。
作为全球一体化的物质载体，技术长期以来被当作一种超越文化的力量。然而，技术自有其文化内涵。它不但是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要素，而且已经构造出了一种特定的“合理化”的现代文化制度。技术是一种历史和社会的设计，在世界现代史上，技术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它的巨大能量不仅表现为可机械复制性的生产和制作，而且也体现在它对人类视觉的改变和塑造力上。通过各种现代视觉器械，技术使我们生存其中的这个世界中的各种隐秘得以成形显像。可视者的范围日益扩大，逐渐形成了一个包围着人自身的类像世界，继而挑战着一切现实的根据——这是一种根植于技术的“真之威胁”，一种新的客观主义视觉机制所招致的对于可视者的焦虑。
视觉的机械化和客观主义是19世纪以来人们的一种普遍经验。现代视觉技术（摄影、摄像）为这种经验提供了有力的现实依据。人们相信，通过这种视觉的机械化可以实现一种视觉的中介性，进而抵抗以往世界图像中的主观主义。摄像机以聚焦的形式设定了自我与世界的距离，同时也把自我排除在世界之外。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依旧可以通过每个画面发现镜头之后那双无所不在的眼睛，在观看中介性图像（摄影或电影）的经验中，每个画面都内在地蕴涵着一次注视。摄像机似乎同样遵守那种主体主义的视觉制度，摄像机的成像原理与丢勒透视法模型丝丝入扣。现代视觉技术并没有为我们解决传统的“主—客”体问题，它只是取消了艺术对相似性的追求。它反而将“现实/真实”这把利刃磨得更加锋利，使之对我们的理智益发具有威胁。这种威胁来自20世纪以摄影、电影等图像化媒介为表征的广泛的视觉现实。在这个图像化的视觉现实中，最为根本的特性是它的“中介性”。摄像机等视觉媒体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仅仅只是眼睛的延伸，更重要的，它是对视觉的规定，它制造出一种新的可视现实——可视者即是现实，而“视像之道”即是创造可见现实的道路。
现代视觉技术具有一种超文化的潜在的普遍性，但它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却担负着不同的功能，呈现出不同的意蕴。以摄影为例，作为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成像技术，摄影在西方与非西方国家担负着不同的使命。在现代早期，摄影是西方人对于前现代的人类学对象的一种观察工具，它貌似“客观”地记录着陌生的文化景观，在对于异文化的想象和叙事中行使着观看者的权力。在西方人通过摄影镜头的那种带着惊奇和谅解的凝视中，非西方的主体始终作为一个被动的、匿名的对象沉默着。而在中国，作为一种舶来的造像技术，摄影见证并且记录了中国人在现代历史中的经验和命运。中国人从早期的被注视、被表述，逐渐展开自我表述，在对于这一舶来物的驯化中，呈现出现代中国人“去殖民化”的心影和历史踪迹。
全球化过程是一个世界“技术化”和“视觉化”（Visualization）的过程，视觉技术的殖民在世界范围内缔造了充满差异的现代性文化景观。如何对这种视觉的现代性进行反思？如何体现科学技术在视觉艺术中的作用，如何看待视觉文化中科技含量的逐渐增长？这都需要我们去探讨技术作为一种“文化力量”所具有的历史、人文涵义，以及它所制造、生产出的现代文化后果。在此，“视像之道”既指视知觉创造中的表像技术与发展道路，又暗示了在不同文化间的一种可见与不可见、沉默与发声的话语机制。在这个意义上，它既是“观相之术”，又是“制像之道”，同时关涉视觉表达和国际展览政治两个层次。由此，本届展览需要追问的是：在这个媒体时代，在这个图像增殖和贬值的充满悖论的文化境遇中，世界如何成为可视者？那可视者又使什么变得不可见？
长征计划——延川县剪纸大普查
二万五千里文化传播中心和延川县人民政府
“延川县剪纸大普查”是本届双年展特约项目之一，同时也是 “长征 – 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 实施的一系列“长征工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以当代艺术的视野结合人类学方法，以县为单位，对当前中国 “民间艺术” 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广泛的田野调察和深入的采样分析，又在上海双年展这一当代艺术正统的公共空间内进行集中的视觉展示。它涉及中国当代社会组织结构的不同层面，贯通中国当代视觉文化的内在边界，在 “民间艺术” 和 “当代艺术” 两大系统之间、在上海与延安地区之间建构起意味深远的关联。同时，“延川县剪纸大普查”也以剪纸艺术的民间形态为个例，对当代艺术日益正统化的作品观念提出质疑——如果说现代主义的“作品”观念总是包含着一个个体化的作者，那么“普查”的作者既是长征基金会、二万五千里文化传播中心和延川县人民政府，同时也是这一万五千多剪纸作者，甚至还包括延川县近17万被普查到的个人。通过普查组八个多月的艰苦工作，“延川县剪纸大普查”将双年展“现场”延伸到一个全然陌生的领域——中国内地那个巨大的、“不可见” 的人群，他们与 “当代艺术” 彼此陌不相知。
概念图
展览现场
艺术家李天炳参加2004上海双年展
李天炳是福建漳州市华安县马坑乡的一位乡村摄影师，解放前他曾短期给一个为国民政府拍身份证照片的英国人打工做助手，从而对摄影产生了兴趣。一九四六年李天炳偷了家里的耕牛到城里卖掉，买得一台英国产的老式座机开始其摄影生涯。五十多年来他扛着这台老式座机翻山越岭，走遍了闽西南的贫困山区为人民群众拍了几十万张照片。由于这些地区没有电力，他的底片冲晒和印相都是凭经验用自然光曝光的。李天炳用手控制家中的柴门开合来曝光，在烟囱下装上竹筒便成为印相片的放大机，在山泉中漂洗他的相片，他因此被收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无论婚丧节庆，政治运动还是学生毕业典礼，改革带来的生活变化，乡间的民俗和典礼，全是天炳老人的记录对象，山里人编山歌歌唱他。村民用朴素的民歌来歌唱他们的“天炳师傅”，对他们来说天炳师傅代表的是一种传奇。李天炳的传奇是以最朴素的技术和个人的超凡努力为基础的，他以农耕时代的人对自然特有的敏感消化了摄影这一现代性的象征性技术，为我们提供了现代化经验的另类模式。2002年6月，天炳师傅来到瑞金参加艺术长征，为艺术长征第一站拍摄了作品并在苏维埃共和国前邮电部举行了个人影展。除了在这里展出的作品，天炳师傅在北京的艺术活动还包括在今后几天为大山子艺术区的艺术空间和艺术家工作室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