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posal | A Proposal for “Sheng Project”

我本来是要去墨西哥的

给“圣天作业”的一份提案

“给‘圣天作业’的一份提案”由中国美术学院当代艺术与社会思想研究所和长征计划于2015年联合发起，以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推动者郑圣天先生七十多年来的艺术生涯为研究对象，目的并非是做郑圣天的个人回顾，而是试图以其跨越大半个世纪的艺术际遇与人生经历，重新理解中国20世纪艺术史，借以重新启动我们对中国艺术与社会的历史感觉，进而把可能性还给历史。

郑圣天1938年出生在河南老家一座孔庙中，名为“圣”天，是纪念他的出生得到圣人的庇佑。“文革”期间，郑圣天更名为“胜天”，取“人定胜天”之意。郑圣天是浙江美术学院一批“’85新潮”艺术家的老师，是中国新潮美术的重要支持者之一，也是中国当代艺术生态的重要建设者之一。1980年代，他积极推动年轻艺术家的实验和探索，使他们刚刚萌发的艺术潜能得以持续、发扬。郑圣天是当代中国艺术史上一个极为复杂的个案。一方面，他旺盛的精力和好奇心使他参与了艺术世界的方方面面，他是艺术家、教育家、学者、策展人、写作者……也是艺术杂志、画廊与博览会、艺术基金会等当代艺术机构在中国最早的推动者与创办人。另一方面，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直到今天，他的人生贯穿了“当代中国”艺术史的各个时期，从1950年代到“文革”，从新时期到新世纪，从国内到国际，中国艺术史上的一系列关键节点、重大事件以及核心现场中，郑圣天始终在场。从郑圣天个人的生命史出发，我们可以叩问跨历史、跨文化的语境中艺术的意义、价值与理想。20世纪以来中国的革命与发展从未孤立于世界史进程之外，艺术正是贯通内外两个语境的最敏感的文化症候。在其漫长艺术生涯的后期，郑圣天旅居海外，深入参与了中国艺术在国际语境中的发展和自我建构，也见证了三十年来国际艺术现场中的一系列事件与运动、观念的兴废与力量的消长。我们相信，“圣天作业”不只是八十年中国艺术史的一个超级个案，而且对于今日世界范围内的艺术反思和历史批判，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圣天作业”是郑圣天自己的发明，他建立了一个开源的文献资料库网站，就叫作shengproject.com。“圣天作业”网站集合了照片、速写、小稿、信件、文稿、简报、期刊、杂志、画册等各种档案，展示出一部从个人生命经验出发的开放的历史。“Project”或者“作业”，这是郑圣天对自己的人生历程和艺术生涯的双重命名。

一

郑圣天说：我的人生就是一个广场，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八十多年来，他在这熙来攘往的广场中的遭遇、观察、应答与行动，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他的人生犹如历史的精心构造，透过他，我们可以发现百年中国艺术史与社会史中的复杂曲折、彷徨歧路、机缘聚合，从中感受到无数暗礁与潜流，以及持续涌动、汇集的历史能量。

面对“圣天作业”的第一个方案，是在长征空间做一次“展览”。准确地说，那并不是一次常规的展览方案，而是一次“占领”行动。以郑圣天这样一个难以归类的艺术人的生命史档案，占领“长征”的话语、展示与商业空间。这个“占领”方案分七个单元。第一单元“我的人生是一个广场”是一座生命之流展开而成的世纪广场。它占领的是长征空间的主展厅，融合了广场、河流、迷宫的多重意象，将郑圣天艺术生命里的观察、思考和实践顺次排列在时间之流中，时而宽阔，时而逼仄，个人生命史和公共大历史的种种遭遇，那些相关、映照或对峙的关系使这条河流产生一次次蜿蜒和回转、连续或开口。人生中的遭遇和事件有如大大小小的礁石，它们在时间之流中冲撞出生命的浪花。郑圣天从2008年开始进行中的百幅肖像创作计划被置入这个“广场—河流—迷宫”的复杂结构中相应的位置，这是生命史和艺术史小径交叉的一个个路标。绵延在墙面的绘画、组织在空间中的历史档案形成一种映射与呼应，提醒我们，艺术创作与历史现实之间、公共历史与个体生命之间所产生的无数歧路和异质空间。

第二单元“YISHU≠ART”是一场不及物的辩论。它占领的是长征空间的会议室。我们把《Yishu》（Yishu: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典藏国际版）作为话语背景，提供一个“艺术”和ART之间的论辩空间。第三单元“ASK SHENG”是一次因Sheng而起的“微IP”的网络集结，占领的是长征空间的VIP接待室。第四单元“跨越太平洋”是一个行进中的计划，它占领的是长征空间集体办公室。第五单元“摩登VS.革命”希望探讨新中国艺术史中的两种现代主义，占领长征空间画廊展区。第六单元“圣天教室”是一个“没有学院主义”的临时课堂，占领的是长征空间项目展厅。最后一个单元“江南”希望呈现出一种羁绊，一种对当代艺术所排除的“抒情性”的挽留，占领的是长征空间内部展厅。

经过多番斟酌与慎重探讨，我们暂时搁置了一次性发生的“占领”行动，转而投入一场马拉松式的研究与思辨，为了让这个计划持续生长，以更加深入的方式厘清我们的历史脉络、问题意识和发言位置，同时期待着以更加开放的方式吸引更多的朋友、同事加入其中。我们以书籍的方式，将几年来围绕这一个案所做的思考、研究、猜想与困惑呈现出来，作为向中外艺术界同仁以及向郑圣天本人发出的一项提案。

二

“给‘圣天作业’的一份提案”分为“我本来是要去墨西哥的”“YISHU≠ART”以及“读本”三册。

《读本》中收录了一百年来中外作者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写作的27篇文章，涵盖艺术、文学、哲学、政治不同领域，以此作为整个提案的观念史参照。《读本》尝试着构建一个思辨的框架，让我们反思中外不同历史语境中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探索“社会主义文艺”这一历史建构形成过程中，艺术、社会、政治之间的动力机制；也我们提供了若干个角度，去重新检讨前卫与革命、革命与国际、国际与国家、国家与政治、政治与艺术、艺术与革命之间的复杂关系。

《YISHU≠ART》收录了郑圣天不同时期的绘画作品。2002年，旅居温哥华的郑圣天创办了一本当代中国艺术英文期刊，他将之命名为“YISHU”。汉语世界中“艺术”与英语世界中“ART”之间有着诸多的差异，郑圣天希望用这本期刊呈现出中西文化和艺术之间的不可转译性。同时，他跨越六十多年的绘画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艺术”的另一种角度。我们试图超出“画家”和“作品”的观念来理解郑圣天的绘画生涯。我们追问的是——绘画对郑圣天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所以这不是一本绘画图录。无论是学院画室中的习作，还是“文革”时期的宣传画、领袖像，无论是1980年代出访美国时充满激情的形式实验，还是温哥华郊区庄园中一次漫不经心的风景写生……一切都是平等的。因为对郑圣天来说，这些绘画是他生命史的另一部影集；这些不同状态中的绘画，无关艺术成就，是他在生命旅程中的不同时刻，邮寄给自己的一张张明信片。

“我本来是要去墨西哥的”，在“圣天作业”的第一次提案工作坊上，郑圣天回顾自己首次出国访问时平淡地说。这句平淡之极的话在四十多年后显得意味深长，我们以这句话作为本次提案的核心主题。郑圣天作为1980年代至今中国当代艺术和“西方”对话的重要推动者，本来是要去墨西哥的。这无疑是我们在多年之后收到的一条意味深长的历史讯息。如何解码这条讯息，如何发掘出它复杂深刻的历史意蕴？郑圣天的人生从1938年开始，串联起中国社会史与艺术史的数个时代，也穿越了多个艺术世界，他的艺术生涯连接着“两种现代主义”、“两种国际主义”。“我本来是要去墨西哥的”——在郑圣天跨越两个世纪的人生历程中，这条脉络始终若隐若现，却从未停止过。

以我们在郑圣天身上观察到的“两种国际”为主体架构，这本书分为两幕：第一幕是“一种国际：世界的地平线”；第二幕是“另一种国际：我本来是要去墨西哥的”；最后附有一个尾声，同时作为序曲。本书包含了郑圣天的人生引导我们观察到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在各单元中，我们先以“提案者语”抛出观察者视角，然后呈现相关历史档案，再以郑圣天的写作为结尾，构成多层次的对话关系。

第一幕，以郑圣天在1981—1983年的“世界大旅行”作为前奏，从1980年代的“八五新潮”和1990年代之后的“走向世界：摩登与现代”两个阶段来展开叙述。1981年，郑圣天作为“文革”后受文化部委派的艺术界第一人，到美国访学两年。他不仅看到了美国新奇而多元的艺术生态，也游历了欧洲十几个国家，包括前苏联，如饥似渴地了解西方世界艺术的发展与变化。这趟“大旅行”对于郑圣天之后的艺术经历非常重要。他回国后在各地举办讲座，分享见闻，举办展览，并且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和作品，对很多年轻艺术家产生了影响。

在“八五新潮”一节中，我们希望通过郑圣天在1980年代中后期的遭遇和行动，呈现一个与既往叙述有所不同的“八五”。浙江美院85级毕业展览和答辩引发的一场辩论，让我们看到当时艺术界对社会现实冷热两极的体验与表现，更重要的是，这场辩论呈现了当时对于个性与风格、艺术与现实之关系的另一种思考。1985年前后赵无极、维罗斯科、劳生柏以及万曼在中国艺术界的同时出场，既是现代主义的“第二次来临”（Second Coming），又是20世纪上半叶、下半叶西方艺术的“同时到来”。这一切伴随着“文革”之后现实主义艺术的大退潮，给中国艺术界带来了新的刺激。一代青年艺术家以巨大的热情和勇气开辟出艺术创造的新空间，改变了当代中国的艺术生态。三十多年后，我们试图辨析，所谓“八五新潮”到底是再次前卫，还是重新现代？脱离了社会维度的艺术运动，是否还能称之为“前卫”？

“走向世界：摩登与现代”一节主要以1990年代之后郑圣天在海外的艺术经历展开叙述。他筹办英汉双语的《中国艺术通讯》（Chinese Art Newsletter，后更名《艺术中国通讯》，Art China Newsletter）；参与策划“中西之汇”展（When China Meets the West）；参与“不想和塞尚玩牌”展（I Don’t Want to Play Cards with Cézanne）；参与筹办中国艺术博览会并与香港艺博会（Art Asia Hong Kong）联动；参与筹建和主理华人艺术基金会和画廊；联合策划“江南计划”和建立温哥华当代亚洲艺术中心（Centre A）；促成中国艺术家在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上的集体亮相；促成第十一届卡塞尔文献展策展团来华访问；持续举办电台节目《当代艺术风景线》；联合创办艺术专业期刊《Yishu》（典藏国际版），联合策划2004年上海双年展“影像生存”和同年的“上海摩登 1919—1945”（Shanghai Modern 1919–1945）展……对郑圣天本人来说，所有这些都可视为促进中国艺术与国际语境的交流，是推动中国艺术走向世界的努力。本单元聚焦他在新世纪策划的两个专题展览——“上海摩登 1919－1945”（慕尼黑）以及“艺术与中国革命”（Art and China’s Revolution，纽约），探讨“革命与现代”这一中国20世纪历史与艺术中的双重变奏，继而尝试着在殖民/后殖民、革命/后革命的历史结构中理解这一双重变奏的复杂意涵，及其对今日中国艺术和国际艺术的启示。

第二幕“另一种国际：我本来是要去墨西哥的”，从郑圣天这一代人的“墨西哥梦”谈起，尝试着发掘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艺术”自我建构过程中那些多元、丰富的探索，这些探索向我们揭示了当时墨西哥壁画所代表的“另一种国际”、“另一种现代”。2015年，郑圣天开始了一项新的研究计划——“社会主义现代主义”，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风起扶桑：二十世纪的墨西哥和中国”（Winds From Fusang: Mexico and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主题展览。2017年，79岁的郑圣天联合孙景波等艺术家，集体创作了关于20世纪中墨艺术交流的大型叙事性壁画《风起扶桑》，重新发掘了中国与墨西哥为主的拉美各国在“世界革命”和“第三世界运动”背景下的艺术交流史。它既是对六十年前中国艺术家“墨西哥梦”的回应，也是对那个时代国际主义艺术精神的致敬。这件作品随“风起扶桑”展览在南加大亚太博物馆首展，次年又到墨西哥里维拉壁画博物馆巡展。沿着这条线索，我们试图去重新发掘六十年前那个多元、生动的艺术现场，去重新感知一种观念、视觉与情感连带着的“社会主义国际”，去重新认识——民族与国际、艺术革命与革命艺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辩证，在社会主义文艺的视野中曾经具有何等丰富的历史潜能。

最后，我们还需要把目光投向郑圣天出生的1938年。这一年，反法西斯战争的远东第一战场是武汉会战。武汉不仅汇聚了中国各界的抗战力量，更吸引了大量左翼国际主义战士的支援。伊文思（Joris Ivens）、卡帕（Robert Capa）、白求恩等人随“国际纵队”从西班牙马德里转战武汉，斯诺（Edgar Snow）、柯鲁克夫妇（David & Isabel Crook）、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等人也怀着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来到中国，支援中国的反法西斯斗争。同时，欧洲艺术界也正发生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变，在革命与自由、艺术革命与革命艺术甚至托派和斯大林派之间的路线斗争中，超现实主义团体于1938年走向分裂，左翼思想所推动的国际先锋文化和艺术运动也逐渐走向终结。战火纷飞的武汉成为马德里之后国际主义最后的高潮。1938年这一系列意义深远的事件共同结构起一个辩证的历史画面，我们以之作为本提案的尾声，同时这又是郑圣天个体生命史的序曲——我们称为“1938，最后的国际主义”。

三

这项提案得到了郑圣天老师毫无保留的支持，他不仅坦诚地向我们开放他所有的资料，两次亲临提案工作坊，还多次参与项目的研究和推演过程，并就本提案的具体内容和结构给出宝贵意见。郑老师以八十多岁的高龄，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工作热情和行动力，“圣天作业”依然在不断地更新。这对我们这些晚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感召和鼓励。

六年来，这个项目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关心和支持。我们举办了三次提案工作坊，邀请了来自国内外艺术、文学、历史、政治、思想等各领域的朋友，一起分享材料，共同探讨问题，其中多有精彩的火花，给予我们重要的启示。从一开始，这些讨论就帮助我们厘清了工作的出发点：不做个人回顾，不试图通过文献工作还原历史现场，不做个人“小”历史与公共“大”历史的比较研究，不造神，不投射，拒绝历史决定论……可以说，“给‘圣天作业’的一份提案”以现在的结构呈现，是各个阶段所有参与者集体智慧的结果，我们对此深表感激。为此，我们把这三次工作坊的主要内容精选出来，作为“插曲”编入本书之中。

“我本来是要去墨西哥的：给‘圣天作业’的一份提案”，意在打通中国20世纪历史叙述中被分断的“三个三十年”，以郑圣天八十余年丰富的生命史文献为基础，汇聚一条穿越多个艺术世界的人生河流，展开一个熙熙攘攘的世纪广场，形构出一个错综复杂的命运迷宫。无论是河流、广场还是迷宫，这多重意象所呈现出的，不只是中国艺术史中的多种可能与潜能，还有个人生命史中几代人的遭遇、斗争、羁绊与创造。

我们期待着，通过这次提案，可以邀请更多朋友进入到历史的“有我之境”去感知和感觉，去触及一种从个人生命经验出发的开放的历史理解。我们希望通过几代人的共同工作，使不同世代的心情能够彼此通达、重新连接，使被遗忘、被阉割的记忆与故事重新成为当代人的经验。我们相信，只有在身心响应中，在自我与事件撞击的火花中，才能照亮过去；只有再造一个现场，才能跟历史照面——只有成为历史，才能把握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