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站：云南昆明

大厅里，罗旭的陶土雕塑俑人组成合唱队一般的阵列，在挑高的穹顶下极似教堂的氛围，这里用大投影放映了《长征》主干队伍随身带来的一批与声音有关的录像作品。

王功新的《卡拉OK》，从技术角度讲，首先是一种视觉的游戏。过分逼近口腔的镜头画面中充塞巨大的牙体，给人带来生理的紧张与不适。通过数码技术牙齿上叠加的手持麦克风嘶吼的人们的形像，尤其是赤膊”膀爷”—— 是充满市井气息的北京胡同中的人们。他们的形象被放在口腔中时形成了对口腔的施暴：口腔这样一个必须保持卫生的极个人的空间被一种大众娱乐方式变为公共空间。那些人在唱卡拉OK，用他们的口腔发出同样的声音。模仿卡拉OK录影带上的移动声音标志邀请观者介入，其实是这段录像侵入观者口腔的一个借口。精妙的声音处理是王功新录像作品重要特点，巨大的嘶吼声引起下意识的内模仿，则是这件作品的成功之处。

乌尔善为爵士音乐节舞台所做的录像取名为《进化爵士》，画面上是天旋地转的数字与各种各样的涂鸦，配合着陈迪里的MiDi音乐，把土著巢的空间烘染得迷离诡谲。

8月4日陈晓云的《谁是天使》是音画错位策略的典型，画面是人们在各种场景中蹦跳，因为双脚着地的镜头被剪去，人就在半空中抽筋似地上下跳动，这样的画面被不可思义地配上了狗吠声，似是无厘头式的拼贴，又似乎暗示了一种遥远的因果关系。

杨振中的《轻而易举》是作者手托上海东方明塔电视塔模型的画面。为了保持塔身不倾倒，杨振中在背景的空间中来回调整着身体的位置。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指尖上的 ”东方明珠”，而使移动的脚步成为下意识的动作，这下意识的脚步声在录像中却被放大为巨响，与画面中晃动的电视塔模型形成了威协性的关系。

周啸虎的《童谣》就题材而言也与声音的传递密切相关。围成圈的儿童一个挨一个地耳话传递一句话，直到这句话被听错–—有时成为抽象含混的音节，有时则变形为另一句话……

这组录像从心理、物理、社会性等各种角度展示了声音在当代艺术的感性现场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为土著巢中几件声音艺术新作的出场提供了有效的心理背景。从大厅往里走，观众被台阶上的粗陶碗制成的油灯引导着进入迷宫深处。一个暗室套着一个暗室，空中到处悬吊着惨淡的油灯，墙角里偶然会看到一两个倒卧的稻草人。黑暗中，耳旁远远地传来细微的铃铛声，越往里走，油灯也越来越多，你开始需要留神不要碰到它们。铃铛声也越来越清晰可闻，远处是星星点点的灯火。循着铃声拾级而上，忽然感到一种热气，一种动物的鼻息声。借着微弱的油灯光，你会发现一头牯牛正在啃倒在地上的稻草人，铃铛是吊在稻草人和牛尾巴上的，随着牛的咀嚼不时发出声响。这是任前的作品。

与任前作品的静谧和疏散形成对比，喻晓峰的《爆笑》则显得疯狂又简约。在一个圆形空间内，观众看到地上一口盛了墨汗的大圆锅，上方悬挂着十几个小随身听，发出一片嘈杂含混的新闻广播声。随身听是用细线悬挂在几支点燃的香之上的，每当香头烧到悬挂随身听的绳头，随身听坠下，溅落在大锅中的黑水中，溅落的声响触发声控音响，空间中忽然爆发出一阵狂笑。这是 ”自动” 的 ”互动” 声音作品，在其设计的自身内部预设了运动与转折，由于香和小录音机的数量多，对观者而言，运动的发生同样是不可预料的。

在土著巢的另一组空间中，是李勇、李川和马杰的作品。

李勇的作品《进城•出城》是整个土著巢声音展中最为骚乱的。他异想天开地把两辆三轮摩托车开进了土著巢内部怪异的空间。这是在中国城市的城乡结合部经常可以看到的带雨蓬的三轮摩托，噪音和油烟都大，坐起来并不舒服，但是便宜、方便，是多快好省地致富道路中的中国的典型事物。李勇乘坐这样的三轮摩托在土著巢与昆明城来回跑时获得了灵感。他拍摄了两段录像，一段是由城外进城，另一段自然是从市中心向郊区走。录像中景物的渐次变换叙述了城市与乡村，现代文明与低水平的基本经济模式之间的混杂。经济改革阵痛和后现代文化混合中中国城乡所呈现的骚动与粗糙、颠狂的活力与欲望历历在目。两台电视机在两辆真的三轮摩托上播放，观众需坐上摩托车座位上来看这录像。然后，摩托车在并不宽敞的空间中开动起来，有助手拽着电视机的电源线让车子尽量的开得舒畅，但这是不可能的，空间中到处是罗旭的雕塑，车子在里面绕着开本身就左右为难，两辆车还经常互相堵住去路。到处是牵制和尴尬，是进退两难，耳旁是发动机无奈的轰鸣。运动是被抑制的，只有运动的欲望在其中发酵。

从李勇的作品往里走，观众们走上一条红色的木制通道，通道上嵌着一排白色脚印。踩着这些脚印往里走，空间中依次响起一个个声音，十几个脚印组成了一句话：”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原来每个脚印下都连接了预录了声音的设备，脚步踩在每个脚印上都会发出一个字的发言。这种体验是怪异的，人们其实可以不踩在这些脚印上，但他们一遍遍地反复地试着，白色的脚印自身也是一种诱惑，在吸引着参与者的脚步。这是李川的新作。

走过李川的过道，人们进到一间会议室一般的屋子。正中是巨大的桌子，铺了白桌布。一只大草鞋—— 是红军穿的那种草鞋的型式，但有近两米长，悬吊在桌子的上方，左右晃荡着。草鞋当然应该是成对的，只是另一只小得多，是正常草鞋的尺码。小草鞋被固定在一台电动玩具装置上，在桌子上无序地乱跑。两个草鞋之间被一条红线连接着。小草鞋车的运动拽动了大草鞋，但红线又牵制了它的运动范围。而被小车影响的大草鞋在空中的摆动又不断改变着小车的运动范围。两只鞋之间形成互相制肘的干尴尬关系—— 一个波普尔的 ”情境逻辑” 概念的生动案例。大草鞋巨大的阴影落在白桌布上，小车在阴影下吱吱叫着走动。小车上却又另有机关：一只排刷被固定在车身后，车里暗装了颜料筒，于是当小车开动时，便在桌布上留下笔痕，像红色的血迹。由于大小草鞋之间的运动关系是互为因果的，最终形成的笔痕轨迹完全不可测定，在白桌布上留下的是一幅与意志无关的抽象画，色彩有干湿浓淡，是马杰不断往里加颜料的结果，留下的则是左右为难的痕迹。

这是整个土著巢几件声音艺术新作的共同特点是一种对 ”影响” 和 ”牵挂” 的描述占据了叙事核心。这种影响与牵挂有时是具体为一条红线，一根电线，有时隐形为一种声音的诱惑。这里没有一种运动是自由的，而影响的主体却又多种多样，有时似乎指向一种因为《长征》而引发的红色的记忆与想象，有时是某种流行的意识形态话语，有时是一种乡土经验，而有时则仅仅取决于技术，一些形而下的技术，呈现为空间的因素。

领略过几件声音艺术的新作，观众们发现声音或许只是一个借口，更重要的概念在这里是运动与现场。

人们回到土著巢大厅的空间里时，忽然下起了大雨，雨水顺着缝隙进来，滴落在投影机和电脑上，破坏了人们对土著巢建筑方式的迷信，声音艺术展在一片雷声中完成，也算是人天感应。